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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文:优秀的历史著作应该是有细节的
admin  上海在线  2015/4/30 0:00:00
  主持人:周志兴,共识网总编辑

  导读嘉宾:李海文,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师哲回忆录》一书作者;

  师天朗,师哲女儿

  周志兴:这本书第一版1991年出,是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的,我那时候正好在文献,是这个出版社的创办人之一。我记得,这本书当时还为我们赚了不少钱。

  我就在想,人是小时候丑,长大了就不会显得太丑,这个书呢,小时候漂亮,长大了可能更漂亮。海文这本书就是,过去出的时候,我记得比较薄,那时候定价是不到十块钱。

  师天朗:七块钱

  周志兴:《师哲回忆录》透露了很多有意思的历史细节

  周志兴:刚才来的那个徐斌(音)先生跟我说91年那版我都有,他说那时候就看了。我觉得现在这本书更漂亮了,长个儿了,当然了,价钱也涨了。这本书现在68元。

  我今天问,海文你讲点什么呢?她说希望大家来提问题,我说也可能有的人还没看书呢,怎么提问题,你怎么也得稍微引导下吧。

  我最近看了这个书,有几点印象比较深。我跟海文讲你可以讲点严肃的也可以讲点不严肃的,比如说师哲在毛主席等等一些中央领导身边工作了十八年,但是关在监狱里和在外头流放十九年,比他工作的年头还要长。

  今天师天朗也在这儿,我认为师哲同志是一个有很多缺点的人,有一个缺点就是喜欢说实话,不按规则说话,比如说他关了十九年,出狱以后,在一个什么场合说起苏联来,他就说了一句苏联不是修正主义。这句话当时其实没人敢说,那时候反帝反修,谁敢说苏联不是修正主义,他刚放出来就好了伤疤忘了疼。

  当然,这里边还讲了一些其他故事,比如说刘少奇到苏联去,当时正好江青也在,江青在疗养,江青给斯大林敬酒,说了很多非常好听的话,比如苏联对中国的帮助,“你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让斯大林都觉得“我有这么好吗”。斯大林起来敬酒,说是中国共产党虽然是小弟弟,但是我们这个老大哥也要向小弟弟学习,因为你们把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实践结合得最好。结果,刘少奇同志就坚决不接受这个敬酒,他说老大哥就是老大哥,我们永远向你们学习,我不能接受你的敬酒。当时的场面我想应该是很尴尬的,这个要敬酒,那个说我不能喝你的酒。我就想这件小事说明中苏两党当时的关系是这种样子的。

  当然了,比如那个花絮,江青当年在延安的时候,康生当时是社会部的部长,康生跟江青说毛主席现一个人生活,因为贺子珍走了,说你要去帮助照顾他的生活,然后江青就去了,细节挺有意思的。毛问她,你能做什么?江青说我能管家务,我能照顾你生活。

  江青当时住得比较远,毛主席就让她回去了,第二天又去,结果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住下不走了。结果党内有很多意见,张闻天当时是党的书记,按道理来讲,张闻天在国外留过学,不喜欢干涉别人的私生活,但是这么多意见,他也没办法,他就选了一封反对的信,口气比较和缓的,给了毛主席,结果毛主席反而生气了,下决心要跟江青结婚。结果结婚的时候摆了很多桌,就是没有请张闻天。所以乱提意见也不好。而且,建国以后,张闻天官是越当越小,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原因的。

  下面我们请海文来说。

  李海文:师哲有要把历史留下来的责任感

  李海文:谢谢大家,我今天能来跟你们见面我非常高兴。我就接着周志兴的话说,我去访问刘英,刘英告诉我的,说主席结婚的时候没有请张闻天。那时候师哲还没回来。但是师哲讲的,因为师哲跟王世英很熟,中央党校的同志写了好几封信,其中有一封信就是王世英写的。一开始张闻天不管,他们就去找张闻天,就说东方的民族跟西方是不一样的。

  相信你们中很多人都是热爱历史,才坐在这儿的,中国历史上有外戚掌权传统,很多朝代都发生过。张闻天也有这个担心,才不得不管了这个事。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刘英是湖南人,她跟毛主席关系不一般,去找过毛主席,跟毛主席说我同意你跟江青结婚。但是这个我并没有听刘英跟我讲过,因为我采访过刘英。刘英专门跟我讲过贺子珍怎么走的这个历史。

  我认识师哲是1975年,那会,他从扶风来到北京,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7、8、9三个月的工作,师哲来是想解决自己的问题,我听说了以后我就上他们家找他去了。当时师哲70岁,比我现在的年龄还要小。我就问了他很多问题,因为我一直对党史非常喜爱,但是我没有敢问他太近的,他就给我讲了很多25年在苏联留学的那些历史,那个时候的政治形势都非常动荡。

  我跟他谈了一个上午,我走的时候他把我送到门口,他们是单元楼,他就站在那个门口跟我说,他说:“年轻人啊,你要警惕啊。”很爱护我,所以给我留下一个非常深的印象。

  等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从他们兄妹知道师哲回来了,于是立即跑到万寿路去看他。万寿路中组部有一个招待所,当时那个招待所住了很多刚从外地流放或者落实政策的党的高级干部,师哲就住其中一间。我去的时候都没有凳子。我们几个人就坐在地上,跟他在那儿聊,他跟我讲了很多事情。再后来,他搬到木樨地22号楼,离城就更近一些了。

  那会,我也到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选集》,一个是编选集要选一些文章,当时陈楚平带我,编周恩来的一篇文章涉及到红旗党的问题,因为楚平在整风的时候挨过整,她认为没有红旗党。但是她觉得自己说话分量还不够,她知道我跟师哲挺熟的,我们俩人就去看师哲。因为师哲参加过整风,但是到了整风后期落实政策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所以他并不清楚后来落实政策的这些情况。所以他认为有。后来楚平又带着我去安全部去了,当时安全部叫中央调查部,又去找了一个同志,那个同志又说没有。所以我跟师哲就有这么多的来往。我觉得师哲这个人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所以他出来以后并没有让他官复原职,他也不追求官复原职,他就到了社会科学院苏东所当了一个所的顾问。

  周志兴:当时是王震让他去的。

  李海文:他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说我应该把这些历史留下来,我觉得他为什么这么说我应该留下来呢?因为他自己亲手把中国和苏联来往的电报给烧了,这个书里有。他烧的时候,毛主席带着李讷在旁边玩,等他烧完了以后,毛主席还拿着一个小棍挑一挑,看看那个灰是不是烧干净了。

  所以,我觉得师哲他有一种责任感,他认为应该把自己所知道的中苏关系历史留下来。后来胡耀邦批了,就说你自己写,写完了以后,要给中央档案馆。他写完,不仅给了中央档案馆,也给了文献研究室一份,文献研究室谁管的呢?老沈,老沈是毛主席原来的机要秘书,跟着毛主席50年的时候去过苏联,就住我们院。老沈是我们文献研究室档案室的主任,他就把这个东西锁在最保险的保险柜里,只有他或者室领导才能看。

  李海文:因为从事翻译工作师哲对历史细节记得清

  李海文:1986年,已经81岁的师哲生病中风了,他病了以后就把我找去了,他把给档案馆的稿子给了我。他说,我病了,我希望在活着的时候,能看见这个东西出来。我就接了过来。但当时我正忙着弄《周恩来年谱》和《周恩来传》上册的写作,没有时间整理这个稿子,等到了89年,年谱和传记的工作告一段落,开始送印厂,我就比较有时间。这样我就开始给他整理,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我给好几个人整理过回忆录,跟师哲伯伯合作是最愉快、速度最快、效率最高的一次。他这个人非常的直爽,我整理完了,把东西给他送过去,他马上就看,他觉得有什么问题,就当时改。他认为问题比较大,他几个字是改不了的,他就把我找去,跟我讲这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这样写不对,你应该怎么怎么写,然后我就拿回去重写。

  因为他长期做翻译工作,我就老问他,我说伯伯你怎么记这么清楚?他说我是搞翻译的呀。所以我不仅要记住中国人怎么讲,也得记住苏联人怎么讲,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另外,我就觉得他理论水平是比较高的,他被软禁以后,62年我们跟中苏关系不好了以后,就把他给从扶风叫回来了,在东总部胡同的一个院子里把他软禁,他可以在院子里散步,他就把《列宁全集》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拿俄文、中文的又校了一遍。

  我从1978年考进中央党校,成为党史界的正规军,接触了很多多老同志,也接触了很多搞理论的人,当然,我说的搞理论,主要还是搞党史,但是他们中谁能把《列宁全集》从头看一遍?真没有几个。现在搞理论的人,别说看《列宁全集》了,连《共产党宣言》都没看过。我们那时候是读马恩四卷本,现在有谁读过?

  李海文: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功劳要归斯大林

  李海文:师哲在苏联工作了15年,大家要知道,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成绩超过我们在文革结束的时候的成绩。原来共产党是主张世界革命的,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国取得胜利,而是要在数国取得胜利,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它在欧洲产生的,欧洲的国家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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